近期，江西九江多个县市区、云南绿春县等地相继出台政策或发出倡议，号召公职人员、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。有的地方甚至将缴纳情况与个人考核、评优升职挂钩。相关举措大多戴着“顾全大局”“维护稳定”等“大帽子”，却受到许多公职人员质疑，并在社会上引发讨论。
显然，地方政府的初衷是好的，是为了化解日益突出的物业费拖欠矛盾，但其思路与方法值得商榷。这不仅是对物业纠纷这一社会性“病症”的一次误诊，更开出了一剂不仅不能“治病”、反而加剧“病情”的错误药方。
当前在一些地方，物业费拖欠现象有所加剧是不争的事实。据克而瑞物管发布的监测报告，全国物业服务企业（500强）平均收缴率已从2020年的93%跌至2025年的71%，2025年全年物业撤场项目达173个。但这背后的原因复杂，绝非简单的“业主不愿交钱”可以概括。
多地12345热线数据显示，物业管理类投诉常年居高不下。中物智库数据显示，2025年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73.2分，创下近年新低。安保、保洁、绿化、维修等基础服务的投诉率显著上升，物业收支账目不清更是备受业主诟病的焦点。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，自然让业主产生“花钱买气受”的感觉，进而可能以拒缴物业费来寻求博弈。当然，也不排除少数业主纯属缺乏契约精神，企图以赖账的方式贪占便宜。
由此可见，物业费收缴难的主要矛盾方，往往并非业主，而是服务不到位的物业公司。政府如果忽略这一核心事实，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业主“违约”，特别是“公职人员未能以身作则”，那就相当于一个医生不问病情、不作检查，胡乱诊断开药。这样的医生不但看不好病，还会耽误治疗；这样的施政行为，表面上是在拆解矛盾，实则是加深矛盾。
误诊之下开出的药方，不仅治不好病，还会吃出新的病来。不辨实情即要求公职人员“带头”缴物业费，很可能形成“误诊”，继而造成多重问题。
其一，不化解矛盾，反积压风险。强行要求缴费，等于默认现有物业服务状况的合理性，导致物业纠纷问题被掩盖。业主的合理诉求未获满足，也就意味着不稳定因素没有消除，只是暂时压下来，成为“不定时炸弹”。
其二，制造新的不公与对立。公职人员因其身份特殊，在行政命令下不得不“带头”，这使得他们承受了额外的义务和压力，难免产生抵触情绪。同时，这也可能引发其他业主的负面观感，损害政府公信力与干群关系。
其三，以行政命令代替法治，弱化社会的规则意识。本应通过平等协商及法律途径解决的合同纠纷，却被行政干预取代，不利于全社会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培育。
拖欠物业费本质上是市场交易纠纷，核心在于业主与物业公司就物业服务合同履行情况的争议。既然是市场纠纷，解决途径理应遵循市场规则与法治原则。要求公职人员“带头”缴费，属于“葫芦僧乱判葫芦案”，是将行政权力延伸到了纯粹的民事合同领域，构成明显的权力越位。
这种治理操作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，反映了个别领导干部政绩观念的偏差和执政能力的不足。这种领导干部，只顾追求表面上的“稳定”，而忽视水面下的暗流；面对问题不善于找出病根、标本兼治，而是主观臆断，以“权”服人。
那么，治理物业费拖欠难题，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？无非以下两点：
首先，要深入调查研究，找到问题根源，再对症下药。基于前面的分析，除了个别情况，症结多出在物业服务质量及账目透明度上。那么，政府不妨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动这两方面的改善上。“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”已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当物业服务质量对得起价格、物业收支账目经得起检视，业主的缴费意愿自然会提升。
其次，应始终坚持市场和法治优先的原则。对于服务确实不达标又协商不成的纠纷，政府应支持业主依法维权，包括推动成立或改选业委会，及通过合法程序调整物业费乃至更换物业公司。对于服务无问题但恶意欠费的个案，则应支持物业公司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在此过程中，政府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和调解平台，但不能越俎代庖。
面对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，领导干部应加强学习研究，切实提高执政能力。既不能不作为，也要避免乱作为。既要解决老问题，也不能制造新问题。尤其重要的是，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市场手段，而不是陷入“凡事靠行政命令”的路径依赖。市场的归市场，行政的归行政，法律的归法律，这才是基层治理应有的清醒与定力。
（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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